新闻纸荒与报界救亡抗战时期中国报业的纸荒困_中国报业杂志社投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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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纸荒与报界救亡抗战时期中国报业的纸荒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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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，是中国对世界文化与人类文明做出的杰出贡献。身为文化传播载体，纸张“使得过去传播思想的昂贵材料，被一种经济的材料取代”，“促成了人类思想成果的流传”。[1](P.135)纸张与报业的关系最为密切，工业革命后机器造纸的蓬勃发展与纸张价格的下降，催生了世界廉价报刊时代的到来。伴随着社会书写方式和印刷革新的进步，“现代文化所用之纸，第一要能双面能印，第二要能上铅石印机，第三要能写钢笔”。[2]遗憾的是，近代中国传统造纸技术故步自封，手工纸张不仅难以满足国人书写需求，更无法适应中国报业印刷需要，形成了对西方纸张的高度依赖。“抗战前各大都市中间，比较新的家庭，即拭杯筷的纸，上厕所的手纸，无一不采用洋货”，而中国新闻业“所需用的纸张”，更是“百分之九十九是采用品质坚韧可以双面印刷的洋纸”[3]，纸张成为制约中国新闻业乃至中国文化发展的瓶颈。

纸张是报业的命脉，抗战时期随着日本占领和掠夺的加深，中国纸张进口来源枯竭，出现纸张奇缺，纸价飞涨，无纸印报的危难局面。“纸荒”成为战时中国报界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。抗战时期中国新闻界“卫国奋斗，责任之重大，实不亚于前线冲锋陷阵之战士”。[4]报业更是承担着宣传抗战方略，动员民众救亡，向中外传播抗战信息的使命，但纸荒的频发使得战时报业时常陷入“弹尽粮绝”危险境遇之中，这不仅关乎报业自身经营稳定，更成为对日舆论战和宣传战能否有效开展的关键因素。战时中国为何纸荒频发？其对中国新闻业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？新闻界如何在战火倥偬中妥善应对纸荒困厄，承载起抗战宣传的使命？对于这些重要问题已有成果尚付阙如。笔者尝试以史料为基础，从中国报业纸荒困局的表征入手，揭示战时中国新闻业在国难乱局中如何挣扎求生，在物质极端匮乏的状态中履行抗战宣传责任的历史面象。

一、抗战时期中国报业纸荒困局的发生及其表征

尽管自近代以来中国报业即受到纸荒问题的长期困扰，但抗战时期中国报业的纸荒问题却尤为严峻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中国新闻业受国难时局的影响，报界纸荒在各地时有出现，且愈演愈烈。在上海，抗战之前报业纸张供应较为稳定，但受淞沪战局影响开始出现“纸料缺乏”，“纸价奇昂”的局面，“纸荒之危险”，“影响印刷业及新闻业殊巨”，报业所需“若干纸张已经绝迹，且暂时无法迅速增加纸张存储”。[5]由于纸价走高，西方纸业趁火打劫，不再“与各(在沪)大报社签订半年和全年”的长期纸张合同，导致报业纸张价格高涨波动剧烈。1937年-1939年上海纸张从“每令不及六元”，涨至三百多元。上海书报两业尽管“勉力维持”，却仍感不易，出现“无法继续出版之危机”。报人为此哀叹，纸价“一涨就涨了百余元”，此后更是“无日不涨，有夜皆增……这样的涨法，记者无以名之，只好名之曰‘混涨’”。[6]在华北地区，华北事变曾导致“外纸断绝”。据报道，“平津现闹纸荒、报纸缺乏允甚、每令由三元涨至五元七角余犹无货。坎拿大北欧各纸厂货物来者渐少，求过于供。各公司顷运之纸，均交合同家用，倘绥战扩大外纸断绝将影响华北新闻业”。[7]在天津新闻用纸价格从3.2元/令，涨至6.4元。天津《益世报》称，“津市消耗纸数最多者，莫过于新闻纸，除稍有根基之各报，尚可支持外，其初创未久之小报，广告价目即不能增加，而纸类又复腾涨不已，无日不处危境”，[8]津门报界哀鸿遍野。

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初，全国大报馆多提前储备纸张，“库存甚多”，加之战事初起“洋纸输入尚易”，故报业用纸“尚不感缺乏”。但到1938年武汉会战之后随着战火深入，“纸张运输”受到“重大影响”。[9]1938年末，日军在东南沿海登陆，“海口封锁，舶来纸张，全告断绝”，大后方“纸张供应日渐趋紧”，“洋纸价格激涨”，报业重新面临“甚为缺货”的危局。在武汉，“每逢时局有一次变动，汉市的物价，马上便会高涨起来。”尤其是纸张作为“外来的货物”，已经“涨得大不象样”。报业用纸从原价不过三四元每令，“涨到十七八元”。[10]在南京，自1937年以后报刊“纸张来源近益缺乏”，迫使大量报刊外迁或停刊。[11]即使如湖南这样富产纸张的地区，纸荒肆虐同样严重。战前“湖南的报纸以及各机关用纸，大多是舶来品”。以至于“那时每每抵制仇货运动发动一次，湖南方面就要闹一次纸荒。”[12]由此而见战前纸荒已突破区域局限，呈现向全国蔓延的趋势。